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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一步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

        来源:UC论文网2018-10-24 08:37

        摘要:

          摘要:一部军事史,同时也是一部军事理论不断创新的历史。二十世纪末以来军事实践的发展证明,军事理论创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基础性、前瞻性和先导性作用日益凸显,而优化军事科研模式,已成为推进信息时代中...

          摘要:一部军事史,同时也是一部军事理论不断创新的历史。二十世纪末以来军事实践的发展证明,军事理论创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基础性、前瞻性和先导性作用日益凸显,而优化军事科研模式,已成为推进信息时代中国特色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为此,应着重把握五个环节:一是拓展军事实践,不断激发军事理论创新动力;二是鼓励深度研究,切实打牢军事理论创新根基;三是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军事理论创新路径;四是完善管理机制,有效提升军事理论创新效益;五是加强队伍建设,大力培养军事理论创新人才。


          关键词:军事科研;军事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尚伟,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事理论创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军队体制编制、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创新。世界军事发展史表明,谁拥有卓越的军事理论创新能力,谁就能把握军事发展的主动权;一支军队要想成为强大的精锐之师,就必须不断提升军事理论创新能力。当今时代,战争形态、军队编成和战场面貌正在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化,着力推进军事理论创新,是时代发展变化对军队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而优化军事科研模式,则是推进信息时代中国特色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一、拓展军事实践,不断激发军事理论创新动力


          实践既是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活力源泉,也是检验评估理论的根本尺度。军事理论创新既依赖于技术发展的推动,也借助于社会发展的牵引,但根本动因则是军事实践的直接催生。


          回顾历史,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硝烟四起、群雄争霸的军事实践,推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事理论创新高潮,为世界军事理论宝库创造出《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兵学经典。在古代西方,也正是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军事实践为希罗多德的《历史》、色诺芬的《远征记》等军事经典的创作提供了动力资源。近现代的欧洲,战争构成了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等一大批军事理论创新成果的产生。19世纪末及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种局部战争实践,极大地激发了军事理论研究者深刻反思的动力,军事理论创新空前繁荣,以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代表的制海权理论,以富勒的《装甲战》为代表的机械化战争理论,以杜黑的《制空权》为代表的制空权理论,以毛奇和古德里安为代表的闪击战理论应运而生,特别是以列宁、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理论,大大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全面发展。


          20世纪末以来,高技术局部战争频繁发生,世界军事领域传统理念与新潮学说的碰撞异常激烈,呈现出军事理论创新日益加速的活跃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潮中,美国始终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其军事创新理论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全、内容之丰富,都可谓史无前例。据统计,当前世界军事领域的主流概念90%以上出自美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居于军事理论创新“领头羊”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注重拓展军事实践领域和创新军事实践方式,不仅为军事理论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对理论进行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促进了实践拓展与理论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不断激发军事理论创新的动力。这种科研模式,也代表了当今世界军事理论创新的趋势,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一是注重实战性军事实践对军事理论创新的推动作用。从美国近年来发动的四场规模较大的局部战争看,其在打法上有很大区别,甚至可以说打一场战争,都以一种新的理论作指导。比如,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了空地一体战理论,科索沃战争使用了精确打击理论,阿富汗战争采用了网络中心战和特种作战理论,伊拉克战争中又采取了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这种变化,一方面与作战对象和作战环境的客观条件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军十分注重通过战争需求激发和牵引军事理论创新,并通过军事理论在战争中的运用进一步推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变革,进而产生新的军事理论。海湾战争后,美军的非接触作战、快速决定性作战、基于效果作战、网络中心战等一系列新理论的快速更替,就是这种科研模式的杰作。从我军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可能通过经常性的战争实践激发军事理论创新,因此应大力拓展非战争军事行动特别实战性演习的覆盖范围和样式,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丰富土壤和鲜活动力,并对军事科研中提出的新概念和新技术进行综合检验与评估。


          二是注重虚拟性军事实践对军事理论创新的推动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模拟仿真被广泛运用于军事理论研究,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方法手段和动力源泉。借助虚拟实践和模拟技术,不仅可以虚拟战场环境、模拟作战指挥流程,而且可以模拟作战对抗、进行战略评估和虚拟管理。如今,模拟武器平台和作战环境,构建虚拟战场环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军事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美、英、俄、日、法、以等国都建有进行虚拟实践的作战理论实验室。美军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全面推广计算机模拟,积极进行试验与演示,以此作为连接作战概念创新与武器装备研制的纽带和跨越实践的桥梁。美军先后建立了22个作战实验室,并成立了国家安全模拟中心,在模拟环境中通过各种直观手段和技术手段对作战理论、指挥理论、战争理论以及军队建设理论等进行“预实践”和检验,以增强军事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拟战场已成为今日美军战争实践的必要预演和必然延伸,成为美军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实验场。


          二、鼓励深度研究,切实打牢军事理论创新根基


          当代世界有代表性的创新军事理论,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理论、战争和战略理论、作战理论和军队建设理论等方面。其中的重要理论创新,大都以深厚的相关学科理论研究为依托。比如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不论是“合作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理论”、“文明冲突论”,还是“新帝国论”,都是以对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深入研究为基础的,“文明冲突论”更是有着深刻的史学基础和文化底蕴。再如军队建设理论方面,“系统集成”理论则是在深度融通系统论与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而“矩阵管理”理论无疑透彻把握了数学应用的精髓。


          近年来,我军在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过程中,日益重视和持续推动理论创新工作,全军上下呈现出异常活跃的理论创新局面。但总体上看,“成果多、精品少”的问题仍然存在。不少研究成果在低端重复,在低层次徘徊。究其原因,主观上大多源于急功近利的虚荣心态,客观上大多源于知识积累不足、理论根基不实、创新能力不强。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遏制,势必影响我军军事理论创新的价值导向和长远发展。


          当前,由于理论研究深度不够、目标偏低而导致的理论创新瓶颈难以突破的矛盾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比如,随着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数量增多、范围拓展,与之相关的法律难题逐渐凸显,在不少非战争军事行动问题上甚至还存在立法盲区。这类行动中,有的政治性、全局性、敏感性很强,直接关涉我国国际形象和战略利益,迫切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法规。而任何法规的制定又要以一定的法理为依据,这又涉及伦理、心理、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问题。可见,表面上看似单纯的军事法问题,实则涉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这往往又是我军军事理论创新的薄弱环节。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要大力倡导深度研究,以目标高度牵引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以理论深度保证创新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造就一批能够站在战略高度思考人类文明、世界大势、国家安全以及军事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军事理论家,才能形成引领世界军事发展方向的大思想、大理论、大战略,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为国家和军队战略决策提供思想理论支持。


          三、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军事理论创新路径


          恩格斯曾经指出,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时,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1]455。在军事理论创新中,“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意味着更超群的创新意识,更卓越的创新胆略,意味着敢于突破前人的定势、惯常的规律、封闭的禁区。当前,战争形态正加速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型,军事理论创新也必须直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探索新路。


          一是要转变思维方式,突出前瞻性研究。战争史上,能打胜仗的军队往往善于出新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凡尔赛和约约束的德军虽然没有真坦克,却在使用给汽车装上铁皮的模型和拖拉机进行演习的过程中大胆突破坦克只是支援步兵作战的老套路,创造性地提出了闪击战理论,并且成功运用于二战战场,取得了初期的胜利。信息化时代,军事理论创新更具自主性和前瞻性,传统的封闭性、单向性、求同性的思维方式要不断向开放性、发散性、综合性、求异性转变,要综合运用抽象思维、灵感思维、矩阵思维、边缘思维、逆向思维、换位思维、系统思维等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沿着新的思维轨道进行深层次思考,不断推动军事理论的发展。美国前陆军参谋长沙利文就曾在《希望不是出路》一书中对海湾战争后的美军改革进行了总结,把美军在军事理论上的领先地位归功于超前性的创新指导思想,并认为在导致落后的诸多原因中,思想观念的落后是最根本的原因[2]。从美军作战理论的发展来看,力求创新的前瞻性思维特征贯穿始终,层出不穷的新概念和新观点引领了新军事变革,指导了新的战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要改进方法手段,注重模拟性研究。当代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应用,产生了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现实技术”和“战斗实验”等方法,使军事理论研究能够克服过去经验型和粗放式方法的不足,突破高技术研究手段缺乏条件下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的局限,为军事理论研究奠定充足而精确的数据基础,使军事理论研究走上精确性研究与模糊性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统一的道路。由于战争实践检验代价高、滞后性强,而量化分析以图表等数据支持为主,文字量少,直观性强,又能深化定性分析,因此以模拟仿真为主的实验检验已成为检验理论的合适手段。近年来,美国作战理论的快速发展和美军在几次局部战争中频频得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过在预设的未来战场中对理论进行模拟验证,获取理论运行的重要参数,及时根据情况变化对理论进行修正和调整。正因美军十分注重运用新方法新手段对未来战争进行超前设计和模拟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理论,使美军军事理论研究进入了高潮期。


          三是要关注战争教训,注重反思性研究。传统的战争理论研究,多注重总结成功经验,把握普遍规律。然而,当代高新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战争的透明度,降低了战争发生的突然性和战争进程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使战争进程中还留有的那一层“迷雾”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较之对成功经验的总结,对败战教训的反思更具理论和实践价值,因为来自实战的教训有可能是理论预设、虚拟实践、模拟验证这一系列环节中最隐蔽的漏洞。对此,拥有丰富战争实践和虚拟实践经验的美军体会得更为深刻。美国国防部一直在反复研究强大的美军为何在越南战场吃尽苦头,以致最后陷入战争的泥潭。海湾战争结束后,许多国家忙于总结多国部队的成功经验,美军的许多决策者却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教训和发展理论上。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军对误炸平民事件和战略指导失误等方面教训的研究同样多于对成功的经验总结。阿富汗战争之前,美军花费很大精力专门分析研究苏军当年陷入阿富汗泥潭的原因,以探寻应对之策。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陆军认真总结在城市战中暴露出来的训练和装备等方面的弱点,并在出台的研究报告中声称伊拉克人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无能[3]。美军这种重视反思战争教训甚于总结经验的思想观念,也是其军事理论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


          四、完善管理机制,有效提升军事理论创新效益


          是否拥有一套系统高效的科研管理机制,直接影响着军事理论创新的效益。近年来,全军上下高度重视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经费投入大幅增加,理论成果大量涌现。但是相对而言,理论创新的效益并不尽如人意。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完善科研管理机制。


          一是要合理配备团队成员。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人都是赢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军事理论创新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科研团队中都只汇集高端人才,而是把人才更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位置和方向。兰德公司和伦敦战略研究所这两家世界著名智库采用的都是“1+1”用人制,即一名研究人员与一名辅助人员相搭配,以便让研究人员尽力发挥创造力,让辅助人员努力配合,保障研究人员的创造活动。德国西门子公司有许多高素质的科研人才,但招聘总裁秘书规定只能是高中文化。他们认为,秘书只是作些事务性工作,用高学历人才是一种浪费。这种用人理念很值得我们借鉴。科研团队及其上级部门要善于整合人才资源,绝不能在人才问题上搞平均主义或贫富不均。


          二是要着力加强计划协调。理论研究的各个环节都直接影响着军事理论成果的价值实现,如果各职能部门与科研团队之间沟通不畅,协调不力,则难免造成决策需求与课题立项脱节、各种资源浪费的现象,甚至影响科研团队的正常运作,降低理论创新的效益。因此,科研团队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全军科研规划部门应建立起高效的协调机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科研工作的总体设计和规划,加强对职能机关、科研院所、基层部队以及地方科研机构和人才资源的有效协调,并有针对性地向科研团队传达上级意图和需求,使科研团队在拥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同时及时了解上层需求意向,获取高端信息动态,调整人员队伍结构,明确项目设置方向,从而大大减小沟通成本、方向偏差和情报代价,提高科研效率。


          三是要适当拓展成果载体。较之古代的兵法和战记,以及近现代的军事著作、军事法典、条令条例、教材示范、百科全书等,当代军事理论创新成果的载体形式更为多样。以美国为例,除传统载体形式外,其军事理论传播介质主要有四大类,即具有指导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构想类文件,反映基本观点用以统一全军思想的军事概念类文件,用于作出评估和提出对策的军事报告类文件,以及反映联合作战最新研究成果的联合出版物类文件。这四类文件是美军军事理论创新成果进入决策、进入实践的桥梁和平台,对于指导军队建设实践,提升军事理论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并且,美军关于安全政策、军事战法等方面的许多理论成果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从美国国防部、参联会和其他官方网站自由下载。美军这样做,一方面意在占据军事理论领域主导地位,引领和影响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主导形成的战争规则,另一方面是为了让理论在开放中接受各方质疑、补充和修正,保持军事理论创新的活力。我军现有军事理论成果的载体形式主要也有四种,即文件、条令条例、领导讲话和学术论著。其中,文件政策性、指导性强,但理论性往往不足;条令条例规范性强,但修订周期长,难以及时反映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领导讲话层次高、针对性强,但因各种限制传播面有限;理论著述学术性强,但时常与决策和实践有较大距离。当前,迫切需要创新一些介于领导决策和学术研究之间的理论载体形式,以推动新的理论成果尽快进入决策。


          四是要切实改进评估检验。由于军事理论的特殊性,对其价值进行评估与检验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但越是复杂,越要尽量明确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评估指标和程序,以使好的理论及其研究人员和团队得到与其贡献相应的价值认定。美军在各个层次都建有理论创新和试验评估机构,美国国会还立法规定,国防部每四年进行一次防务政策全面评估。从其效果看,每次评估审查都会带动美军及学术界加强对美军强弱点、科学技术新发展、国际形势新特点、主要和潜在对手新动向的研究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战略调整建议。我军目前虽然没有必要像美军那样在各个层次都建立理论创新和试验评估机构,但有必要集中人力、财力有重点地设置若干负责理论创新和试验评估的专门机构,逐步形成总部、科研单位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评估检验机制,以促进有价值的理论创新成果进入决策、进入实践,转化为现实战斗力。


          五是要积极推动成果转化。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军事理论创新成果不能在评估认定后就束之高阁,而应尽快进行推广和普及,使其适时进入政策规划、法律法规、条令条例、教材教案,在训练管理、装备研发等各项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中发挥实际作用,特别是要尽快转化为战斗力。从美军军事理论创新成果的转化来看,主要有四条途径,一是纳入国会通过的法律,二是纳入一年一度的《国防报告》,三是纳入国防部、参联会制定的国防长远发展规划,四是纳入参联会和各军种部颁发的作战条令。相对而言,目前我军军事理论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还不是很完善。比如,由于缺乏导入实践的激励机制,军事理论创新成果的功能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评奖和晋职的条件,一旦实现这方面目标,也完成了研究使命,结果新理论新观点很难转化为战略设计和路线图,或直接进入决策、进入作战训练条例。


          五、加强队伍建设,大力培养军事理论创新人才


          世界军事领域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就军事理论创新而言,有两个根本前提,一是具有创新特征的军事实践,二是具有创新思维的理论人才。其中,人才又是根本中之根本。近年来,我军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据统计,美军军官100%达到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达38.4%[2]。近年来,美国军事理论创新表现活跃,丝毫不逊色于商业及整个经济领域的理论创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远远多于商业领域。


          一是要拓宽创新人才培养途径。十八大报告强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当前,知识更新异常迅速,学科交叉空前突显,创新人才培养必须尽快建立完善“靠天收”与“有意种”、“走出去”与“请进来”、“纸上得”与“躬行知”并举的机制。要有意识地筛选定位可塑之才以尽早培养,而不是守株待兔、等其自来;要尽可能为人才创造走向社会、走出国门的机会,创造更多在现有条件下与国内外名师大家交流的机会,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打开思路、激发灵感,同时加大地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用特殊政策和优惠条件大胆地广收博纳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要把院校培训与部队实践结合起来,真正建立起知行相辅、行知相承的良性循环模式,使部队实践成为院校教育的延伸和保证人才尽快将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的基本手段和途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进一步深化院校改革和教学改革,进一步拓展军事科研单位培养人才的职能,大力抓好导师队伍建设,用名师培养高徒,用强将培养精兵。


          二是要加大创新人才培养投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学者W.舒尔茨通过对1910-1957年美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深入研究发现,这期间物力投资增加4.5倍,利润增加3.5倍;而人力投资增加3.5倍,利润则增加17.5倍。[4]舒尔茨据此提出人才资本理论,认为对人力的投资是各种投资中效益最好的投资。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同样适用于当今时代军事理论创新人才的培养。并且,在信息化时代,由于知识更新极其迅速,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一次培训完成终身培训;由于现代知识体系极其庞大,培养跨学科、融合式、创新型人才,成本必定远远高于单一学位、专门技术、线性发展人才的培养。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人才培养投入所占军费比重增大已是必然趋势,在这方面投入越早,越能以几何倍数见效益。


          三是要优化创新人才培养环境。军事理论创新人才的培养环境主要包括两方面要素,一是物质环境,主要是资料设施等;二是人文环境,主要是科研氛围、政策措施等。历史一再证明,由于军队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社会群体,因此有了适宜的环境,就会在纵向上因师承效应形成人才链,在横向上因共生效应形成人才团。在美军中,历任国防部长佩里、科恩、拉姆斯菲尔德,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陆军参谋长沙利文,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逊等开拓型、创新型军事领导人才形成了一个厚实的创新群体,不仅为美军的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了行为主体,而且营造了培养人才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就氛围而言,要特别强调包容。理论研究需要独立思考,因此可能常常冲破已被大家习惯了的规范和规则,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理论研究者必须精力专注,心无旁骛,因而有可能离群索居,特立独行。创造学研究发现,在人类历史上,那些有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青少年时期多半不守“规矩”,循规蹈矩者往往很难创新。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应理解创新人才的这一特点,为他们提供宽松包容的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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